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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报

    反家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据全国妇联提供的数据,近年来,各级妇联组织受理的家暴投诉总量年均达到4至5万件次。由于发生在家庭内部,家暴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且多数被害人受“家丑不可外扬”思想的影响,很少主动报案,致使我国的反家暴工作陷入……

专题: 预防传染病手抄报内容 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是人民当家做主 

    反家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据全国妇联提供的数据,近年来,各级妇联组织受理的家暴投诉总量年均达到4至5万件次。由于发生在家庭内部,家暴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且多数被害人受“家丑不可外扬”思想的影响,很少主动报案,致使我国的反家暴工作陷入难以界定、难以介入的“两难”境地。不过,随着首部反家庭暴力法(草案)8月24日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这一状况有望得到根本改善。

    初次亮相的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共有5章35条,对家暴的预防与教育、反家暴的责任主体、人身安全保护令、家暴处置和法律责任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作为昭示社会进步和人权保障的标志性法律,反家暴法一经亮相,就引起了立法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

    反家暴 理念先行

    “家庭暴力”国内外都有,在我国更是历史悠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诸多产生家庭暴力的土壤环境,“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才”“一天不打上房揭瓦”等观念是古人信奉的至理名言,并通过耳濡目染代代传递。时至今日,暴力“基因”仍然在一些人的血液中流淌。因此,反对家庭暴力必须首先正本清源,从转变观念开始。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吴晓灵认为,家庭暴力的核心是理念问题,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很多人仍然没有树立每个家庭成员都具有独立人格的理念。“如果不树立这样的理念,就会把家人当作自己的私有物品,愿意要就要,愿意扔就扔,愿意打就打。”

    她建议在反家暴法中作出规定,国家开展反家庭暴力宣传教育,树立每个家庭成员都具有独立人格,要尊重其合法权益的理念。“树立这个理念就是要表明,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有独立的人格,不是你的私有物品,要平等对待。”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李景田认为,家庭暴力的存在和整个社会文明程度密切相关。公民的自由、平等、法治观念越强,家庭暴力就会越少。他建议,在反家暴法中加入对公民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容,让自由、平等、法治的观念深入人心,“这是反家庭暴力的治本之策。”

    反家暴法(草案)确定了预防为主、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赵少华非常赞同,她说,预防是反家庭暴力工作的重要环节,而预防的根本在于教育。目前许多受害人受到“家丑不可外扬”“疏不间亲”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不想也不敢报案。另外,一些执法人员,从思想到行为上把家庭施暴看作是家务事,对于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求助,不愿意介入,更不愿意立案。由此,国家需要开展全面的反家庭暴力宣传教育,普及反家庭暴力知识,增强全体公民的反家庭暴力意识。

    谁是“家庭成员” 何为“家庭暴力”

    反家暴法(草案)第二条定义了家庭暴力的概念,即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对家庭成员实施的侵害行为。不难看出,家庭成员的范围和家庭暴力的表现直接决定着行为性质,因此,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讨论时,对“谁是家庭成员”、何为“家庭暴力”反复推敲在所难免。

    沈春耀委员建议,可用几个标准界定家庭成员:第一,身份成员;第二,共同生活;第三,有法定的抚养、监护关系。“不在以上范围内的暴力侵害,不能算是对家庭成员的施暴行为。”

    201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四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明确在监护、抚养、寄养、同居等关系中发生的暴力犯罪适用本意见。孙大发委员据此提出,在同居关系中产生的暴力行为,虽然没有发生在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成员之间,但性质一样,应将家庭暴力主体范围扩大至具有同居、伴侣等关系的人员之间。

    全国人大代表李亚兰认同孙大发委员的意见,认为在具有监护、抚养、寄养、同居等关系的共同生活人员之间发生了暴力行为也符合家庭暴力的特点,即暴力行为发生在亲密关系人群当中,应将家庭成员范围扩大到具有以上亲密关系的人。

    万鄂湘副委员长说,在反家暴法中,需对家庭成员的概念进行充实,扩大到收养、寄养、事实婚姻和同居形成的家庭成员关系,由此他建议在反家暴法第二条后增加一款,对家庭成员的概念作一个明确界定,即“本法所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以及因寄养、收养,甚至事实婚姻或者同居形成的家庭成员关系。”

    而对于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苏辉委员说,家庭成员之间因为亲属关系的不同,家暴的形式也是各式各样的,比如说配偶之间的家暴、父母对子女的家暴、子女对父母的家暴以及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家暴等。

    陈蔚文委员分析说,家庭暴力应分为硬暴力和软暴力,除“殴打、捆绑”等硬暴力之外,还包括精神虐待等各种形式的软暴力。“如让家庭成员挨饿受冻、长期不闻不问、性暴力、恐吓等。”

    对何为“恐吓”,张鸣起委员解释说,恐吓是软暴力当中的一种情形,主要指通过言语等形式贬损、威胁,造成受害人内心极度自卑恐惧等的精神暴力。

    车光铁委员同样建议在第二条规定中增加“恐吓”的内容。他说,目前随着通信方式的日益发达,实施恐吓行为的案例明显增多。从个案处理情况看,有的恐吓行为未得到及时的干预变成悲剧,有的采取了干预措施则有效预防了极端行为的发生。同时,恐吓的证据也很容易获取和掌握。增加“恐吓”这一表现形式,可以有效表明法律对恐吓等精神暴力的制止态度。

    让人身安全保护令令出必行

    反家暴法(草案)建立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规定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草案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包括以下措施: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申请人,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等。这意味着,法院可依据家暴的严重程度,要求施暴人离家,实现与被害人之间的“物理隔离。”

    无疑,人身安全保护令将成为保护家暴受害者的“利器”。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讨论中,充分肯定了这项肇始于基层法院且在司法实践中切实发挥作用的制度。同时,对如何让人身安全保护令“落地”,做到令出必行,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对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主体,王明雯委员提出,可将草案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修改为“当事人因受到强制、威吓等原因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其近亲属、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反家暴组织或者妇联等机构可以代为申请”。理由是:原规定人身保护令申请主体单一,应当赋予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反家暴组织或者妇联组织等机构、组织申请主体资格,以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

    车光铁委员建议,进一步完善人身安全保护令规定内容。草案第四章对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形式、条件、复议、有效期限等内容作出了规定。但从内容上看,对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主体和执行程序等规定内容还不够具体全面,实践中很难落实。对此,建议对裁定的执行主体和执行程序等内容作进一步细化明确。同时,建议从有效保护受害人的利益考虑,将公安机关纳入执行主体范围。

    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效期,符跃兰委员说,家庭暴力往往具有长期性和反复性,很多国家将有效期定在一年以上,建议增加“可申请续期”的规定。草案第三十条可增加一款,即“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酌情延长,一般不超过6个月”。她认为,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人民法院为了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人身安全而作出的民事裁定,如果人身保护令的有效期6个月内仍无法保障受害人的人身安全,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根据情况延长。但为了避免被滥用的情况,限制延长不得超过6个月。因此在特殊情况下,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效期最长应为12个月。

    相关链接——

    我国人身安全保护裁定试点情况

    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选择9个基层人民法院作为《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的试点单位,开始人身安全保护裁定试点工作。根据民事诉讼法有关行为保全的规定,家庭暴力受害人可以在离婚、赡养、抚养、扶养、继承等民事诉讼中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裁定,以防止加害人在诉讼阶段实施家庭暴力。

    据全国妇联的数据,截至2012年,全国共有11个省的222个基层法院受理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申请。部分省市区,如湖南、江苏、宁夏、重庆的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了有关家庭暴力案件审理的文件,就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作出专门规定。

    关于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数量,目前尚无全面统计数据。据全国妇联的数据,截至2014年5月广东全省法院共发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121份,截至2013年6月重庆高院辖区内试点基层法院共发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53份,福建省莆田市全市法院自2008年试点以来已发出人身保护令69份,长沙市自2013年以来共发出60份人身安全保护裁定。

    被申请人在接到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后一般不会再实施暴力。如广东省、福建省莆田市人民法院下发的人身安全保护裁定自动履行率分别达到98%、95.65%。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对家庭暴力起到了较好的震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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