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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2)

在一年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围绕着对时局估量、红军的行动和建设问题,党内、军内曾出现过严重分歧和争论。通过这些争论,特别是通过实践检验对争论的正确解决,进一步推动了党对农村包围城市新道路的探索及其理论的形成,并提高了党内首先是红4军前委和……

专题: 农村包围城市形成过程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养生 男性养生禁忌 养生禁忌 

在一年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围绕着对时局估量、红军的行动和建设问题,党内、军内曾出现过严重分歧和争论。通过这些争论,特别是通过实践检验对争论的正确解决,进一步推动了党对农村包围城市新道路的探索及其理论的形成,并提高了党内首先是红4军前委和军内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认识。这也是一年来艰苦转战的重大收获。

(1)关于对革命形势的估计和红军行动方针问题的争论

1929年2月7日,中共中央给润芝(毛泽东)、玉阶(朱德)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信中讲到以下一些问题:首先,关于当前国内革命形势,信中分析说:“工人斗争很难造成广大的革命发展”,农民斗争“则因城市工作未能建立和发展,得不到城市领导,致许多苏维埃区域都相继失败。现时的斗争虽还在坚持着,仍总是起伏无定。”又说:党在城市中的产业支部组织,“有的仅具形式,有的连形式都不存在”。“乡村中党的组织,在南方虽甚发展但多半是群众的组织,且常随着农村暴动胜败而起落”。“党的领导力量薄弱,工农群众的组织和斗争都还未能有健全的较平衡的发展,故革命的主观力量反不能促进这一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其次,根据以上对革命形势的分析,信中提出党的任务:“目前党的主要工作在建立和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主要的是产业工人支部)与领导工农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和组织群众。”关于土地革命、农民自发的暴动、乡村的游击战争、农民的武装组织等,“我们这些工作必须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中心工作相适应,必须与日常生活斗争和群众组织相联系。然后,这些群众斗争的发展才能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较平衡地前进,才能促进全国的革命高潮。”再次,关于红军的行动方针。根据以上分析,中央指示红4军前委:“你们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中央这一指示主要的条件是,根据于目前全国的政治形势,需要发展农村广大的普遍的斗争,所以采取这一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的政策。”总之,红4军要“坚决的执行有组织的分编计划”,“决不宜在任何时候竖起一个集中的目标给敌人攻击”。同时,中央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一方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利便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一方朱、毛两同志于来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等等。(《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67、69页。)タ梢钥闯觯中央二月来信的基本点是:侧重于从城市工人斗争情况的观察出发,对革命形势作了悲观估计,并决定党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主要是产业工人支部),领导工农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以此促进全国的革命高潮。为此,要求红4军分散去做群众工作,朱、毛离开部队到中央工作。很显然,这些决定是不适当的。

1929年4月5日,红4军前委复信中央,对《中央二月来信》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首先,关于当前的革命形势问题,前委的复信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三次进攻井冈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高潮逐渐低落,革命高潮逐渐生长。我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言,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的消灭。群众是一定倾向我们的。屠杀主义又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不能再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的消灭。在将来形势之下,什么党都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59页。)

其次,关于如何促进革命高潮的问题。前委复信基于自己对形势的分析,在发动群众革命斗争上,提出“要反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恶劣倾向,但取消主义和不动主义倾向又要极力防止。”主要是强调要以积极精神领导群众斗争,反对消极的“不动主义”。复信针对来信把建立城市产业工人支部作为党的中心任务的观点,提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城市斗争与农村斗争的关系,指出:“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正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六次大会指出了忽视农民革命的错误,中央此信有‘发展农村中广大的普遍的斗争’之言,这种意见才是对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60页。)タ梢钥闯觯复信中虽然也有要重视“大区域支部之创造”、“帮助城市斗争”的观点,但重点还在于主张以“农村斗争的发展”,“苏维埃区域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促成全国的革命高潮。实际上,前委正是依据这个指导思想来确定红4军的行动方针的。

前委在复信中提出了争取江西,兼及闽西、浙西,以促进革命高潮到来的方针。复信指出:“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目前,国民党统治从此瓦解,革命高潮很快地会到来。在这种时局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粤湘二省中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湘省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政策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失尽。赣浙闽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复信从两方面说明这种形势,即:第一,三省国民党军力最弱;第二,三省党的错误比较少。据此,复信提出:“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混战的长期战斗中间,我们要和蒋桂二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62、63页。)其中,“一年为期”、“快要到来”提法欠妥,随后,毛泽东作了说明。

复信重申了3月20日汀州会议的决定,提出:“对于目前工作的布置,决定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闽西赣南二十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群众的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设工农政权,由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这是执行争取江西计划的重要一步。

再次,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游击战术,前委在复信中说:“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大的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前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都是失败的。因为:(一)红军不是本地人,与地方武装的赤卫队来说完全不同,湘赣边界宁冈各县的农民只愿在本县赤卫队当兵,不愿入红军,因此红军简直寻不出几个湘赣边界的农民,红军成分是老的国民革命军、浏平、湘南的农军和迭次战役的俘虏兵。(二)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中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五军在平、浏,四军在边界在湘南,因分兵而被敌人击破者共有五次之多。(四)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方能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刻不能离。此次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因为我们部队是集中的,领导机关(前委)和负责人(朱、毛)的态度是坚决奋斗的,所以不但敌人无奈我何,而且敌人的损失大于他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则大于我们的损失。宁都和汀州二役的胜利,地头蛇之郭刘二旅完全消灭了战斗力,使赣南闽西一方清汉(原文如此),致有现在之群众发动成绩者非部队集中、指导机关健全决办不到。”(《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60、61页。)后来,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在前委复信中的“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132页。)可以看出,毛泽东强调集中兵力的重要性、必要性,不仅在于困难环境下能保存自己,更在于能歼灭敌人、建立红色政权、促进革命高潮。

复信概括了红军三年来用的游击战术,里面也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问题,指出:“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来都用这种战术。”(《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61页。)

总之,前委复信以大量的实践经验,阐明了红军的行动方针,提出了应当如何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思想,回答了中央来信中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从而为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和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是在认识上向最终形成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迈出了重要一步。

应当指出,中共中央随后不久就不坚持要朱、毛离开红4军,并在8月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说:“你们应知现在朱、毛红军对于全国的政治影响较对于闽西一处大得多,能保存这部分实力而更扩大之,便是对于全国政治影响的保全与扩大。”在9月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进一步肯定了红四军创建根据地的行动方针,其中说:“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在目前反动政局走向崩溃过程中,在全国革命高潮未来时,红军此时主要地采取粤、湘、赣、闽四省边界游击的策略是对的,但要注意使这四个区域的赤色势力联系起来。”在谈到“红军战争中之分兵与集中问题”时说:“分兵与集中只是某一个时期中工作方式的便利问题,绝不能把红军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这样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或者把红军四军分小,化成无数的游击队而不相联属。两者皆是取消观念,皆源于对政局的估量不正确,恐惧反动势力稳定,红军会被消灭,才发生减小目标各个自了自己的右倾思想。这种倾向于红军发展及对全国政治影响有极大危险。”(《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83、9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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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前委复信以大量的实践经验,阐明了红军的行动方针,提出了应当如何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思想,回答了中央来信中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从而为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和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是在认识上向最终形成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迈出了重要一步。

复信重申了3月20日汀州会议的决定,提出:“对于目前工作的布置,决定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闽西赣南二十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群众的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设工农政权,由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这是执行争取江西计划的重要一步。

在一年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围绕着对时局估量、红军的行动和建设问题,党内、军内曾出现过严重分歧和争论。通过这些争论,特别是通过实践检验对争论的正确解决,进一步推动了党对农村包围城市新道路的探索及其理论的形成,并提高了党内首先是红4军前委和军内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认识。这也是一年来艰苦转战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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