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最大投机倒把案18年后获平反

▲1981年,电白农民汪庆因受聘为集体推销积压沉香,被判“投机倒把”罪入狱,18年后,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汪庆无罪。图为汪庆在整理申诉资料。(网络图片)关键词:投机倒把 指利用时机,以囤积居奇,买空卖空、掺杂作假、操纵物价等方式扰乱市场、牟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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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电白农民汪庆因受聘为集体推销积压沉香,被判“投机倒把”罪入狱,18年后,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汪庆无罪。图为汪庆在整理申诉资料。(网络图片)

关键词:投机倒把 指利用时机,以囤积居奇,买空卖空、掺杂作假、操纵物价等方式扰乱市场、牟取暴利的行为。其主要特征就是低价买高价卖,赚取中间利润。

著名“口袋罪”三十年兴亡史

出生

在文革时期,人们把私底下的自由贸易称为“黑市”,也以“投机倒把”称之。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处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在短缺经济和价格双轨制的双重作用下,买空卖空的皮包公司满天飞。

为惩治一些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1979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笼统规定了投机倒把罪,在司法认定上将这些违规行为囊括在投机倒把罪这一大“口袋”之中。

强化

1981年1月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的指示》,规定属于投机倒把活动的若干种具体类型,如非法倒卖工农业生产资料;抬价抢购国家计划收购物资,破坏国家收购计划;从国营和供销合作社零售商店套购商品、转手加价出售;个人坐地转手批发,倒卖计划供应票证和银行有价证券等。对从事投机倒把活动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除按政府规定罚款或没收其财物外,情节严重的,交由司法机关依法惩处。

1987年,国务院又颁布《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

消亡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投机倒把行为出现了明显分化,有的成为正常市场行为,有的则上升至法律规范。1997年《刑法》取消“投机倒把罪”。

2008年1月,国务院以“调整对象已消失,实际上已经失效”为理由,宣布《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正式谢幕。这个披着浓重计划经济色彩的字眼终于退出历史舞台。

1982年

全国3万人因投机倒把获刑

1981年,为了禁止乡镇社队企业无序发展,避免同国企争夺原料,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严厉打击投机倒把。1982年,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厉打击经济领域中的违法犯罪活动。温州柳市镇的8名个体户因投机倒把被通缉,这就是著名的“八大王事件”,也是当时全国打击投机倒把的一个缩影。这一年,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结案8.6万件,有3万人因投机倒把被判刑。

1991年

最后一人死于投机倒把罪

1986年,“温州抬会事件”的主角之一郑乐芬,在1991年成为中国最后一个因投机倒把罪被判死刑的人。上世纪80年代初,温州民间企业已十分发达,对资金需求迫在眉睫。由于他们无法从国营银行贷款,一种被称为“抬会”的地下钱庄应运而生。资料显示,1985年前后的温州,以这种方式流通的民间资金超过3亿元,成为当地私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资金动力。

“抬会”由规模不等的人员组成,一开始只是由几个人组成的互助会,各人出钱集资,需要用钱的人付给其他人高于银行的利息。但后来,“抬会”变成了一种传销式的集资套利。会员在付给会主1.16万元的会费,并在今后的100个月里每月交费,总额为26.4万元。会主则在这100个月内逐月返还给会员一笔钱,总额为90万元。会主为了支付高额差价,几何级地发展新会员,而新会员则被巨额利润冲昏头脑疯狂要求加入。这个明显无法平衡的金钱游戏,在侥幸和暴利的狂热驱使下席卷温州。

郑乐芬当时在“抬会”发展到427名会员、集资6200万元、牟利近190万元时,因资金链条断裂崩盘而潜逃。被捕后,尽管法律界对其定罪量刑多有争议,她最终还是以投机倒把罪被执行死刑。

1999年

广东最大投机倒把案昭雪

汪庆是广东电白县观珠镇农民,改革开放之初已是当地有名的药材商。1981年4月,受聘为集体推销积压沉香的汪庆被莫名其妙地逮捕。已成交的大批沉香因司法干预而退货,家中贵重财物也被执法人员抄走。

翌年7月,电白法院以“投机倒把”等三项罪名判处汪庆10年徒刑,没收从其家中搜获的钱物和退货沉香2921公斤,上缴国库。汪庆不服,提出上诉。同年10月,湛江地区中级法院改判汪庆7年刑罚。此案曾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最大的投机倒把案”。

1988年4月,汪庆刑满释放。他无颜回老家,而是在外地一边重操药材生意,一边举债上访申冤。直到1999年1月,在全国人大、最高法院、省人大和省高院过问下,含冤18年的汪庆才盼来平反的喜讯——茂名中级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汪庆无罪,判还“赃款赃物”。

西湖路夜市引来全国倒爷

由于对“投机倒把”的普遍适用势必影响作为第一要务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初期,在领风气之先的沿海城市多只是“象征性”地适用。

价格双轨促成倒爷诞生

上世纪80年代初,同一产品有两个价格,计划内部分实行国家统配价,同时企业超计划自销产品按市场价格出售,形成了特殊的“价格双轨制”。

当时,市场价格往往比国家统配价高一两倍。在价格双轨制和商品短缺的作用下,造就了“倒爷”的诞生。

1983年前后,第一批“倒爷”出现在北京和深圳。当时出现大批买空卖空的皮包公司。不少人因此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这句当时流行的顺口溜形象地刻画了人们对这一特种甜头的向往。

各地倒爷云集广州贩货

而从广州背着一大蛇皮袋电子表,坐几昼夜火车卖到北方,就能轻松赚钱的日子,则是早期“倒爷”的经典写照。

当时,香港的潮流服饰通过深圳的中英街大举进入内地,慢慢地,广州有了从香港贩买来的各种地摊精品以及T恤牛仔裤等。紧接着,全国最早一批成衣批发基地相继在广州建立起来,观绿路、高第街、西湖路夜市迎来了它们的黄金年代。全国各地的“倒爷”蜂拥而至,他们将当时消费者眼中的时髦服装从广州贩卖到其它地方。服饰潮流正是这样传到大江南北。

有“80年代南国明珠”之称的西湖路灯光夜市,曾一度引领了中国的服装潮流。因为毗邻港澳,喇叭裤、牛仔裤、超短裙、蛤蟆镜……许多当时轰动了整个社会的时款服饰,均可在西湖路网罗到手,其风头之盛是国营商店无法比拟的。

当年五湖四海的商贩也是到西湖路批发成衣,全国各地的男男女女从此感受到国际服装潮流的气息,也就成就了广州服装的江湖地位。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西湖路最鼎盛之时,国内的成衣批发商、普通购物者、旅游观光者等,每晚都将灯光夜市塞个水泄不通。于是,晚上5点一开夜市,就有交警来维持秩序,不让汽车通过。

“计划”不再倒爷跟着谢幕

但进入9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高档次商场和超市的开张,夜市里卖的那些廉价而没有品牌的商品,大部分以低档的衣服、鞋袜、生活用品为主。而“竹竿加灯泡”的简陋购物环境,也逐渐难以满足顾客的需要了。

于是,西湖夜市不再繁华,它的地位逐渐被广州城内的超级商场所代替,这个全国最早的“灯光夜市”也就关门大吉。同样地,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价格双轨制的消失,倒爷失去存在的历史条件,开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派生词

二道贩子:上世纪70年代对投机倒把分子的称呼,当时被看作是一种见不得人的勾当。

倒爷:上世纪80年代,二道贩子改称倒爷。这些人利用计划内商品和计划外商品的差价,在市场上倒买倒卖牟利。比起“二道贩子”这样一个纯粹的贬义词,似乎有所改进,但依然不是一个褒义词。事实上,这些人恰恰是改革开放之初最善于抓住商机的那拨人。

官倒:这些人手里一般都有权有势,通过“批条子”利用价格差行贿受贿、投机诈骗,是上个世纪80年代腐败的主要形式。

著名倒爷

王石倒卖玉米掘到第一桶金

1983年,33岁的王石到深圳闯荡。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蛇口看见好几个巨大的玉米储藏仓。经过打听,知道香港需要大量玉米,但由于本土不产玉米,几乎全靠国外进口。

王石就想到从东北直接运到香港。经过几番周折,他与正大康地(由泰国正大集团、美国大陆谷物公司与深圳养鸡公司合资的饲料生产企业)签订了第一单生意,“空手套白狼”赚了40万元。掘得第一桶金后,王石于1984年组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也就是万科的前身。

柳传志摆摊养活公司十几口人

1984年的中关村开始初显繁荣。当时已届不惑的柳传志参与创办了中科院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集团前身)。创办之初,担任主管经营的副经理的他,由于找不到项目,为了赚钱养活公司里的十几口人,摆过摊卖电子表和旱冰鞋,又批发过运动裤和电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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