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曾提投机倒把是搞活经济 二郎神不是二道贩子

核心内容:李汉平:后来耀邦同志他当时就说,他当时讲这怎么叫投机倒把呢,长期以来我们这个流通领域就没有什么流通领域,都是连分东西的话,连买个杯子都靠发票,他说这些人不是投机倒把,他们是搞活经济,搞活流通,他们是“二郎神”不是“二道贩子”。凤凰……

专题: 投机倒把 圣彼得堡上国际小学 特朗普2017年干的大事 首都经济圈范围 

核心内容:李汉平:后来耀邦同志他当时就说,他当时讲这怎么叫投机倒把呢,长期以来我们这个流通领域就没有什么流通领域,都是连分东西的话,连买个杯子都靠发票,他说这些人不是投机倒把,他们是搞活经济,搞活流通,他们是“二郎神”不是“二道贩子”。

凤凰卫视2月15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吴小莉:在30多年前,一切都还是国营的时代里,贫穷没有那么可怕,甚至还一度作为身份符号被高标榜,而凡是不属于国家的东西都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被一割再割,可在很多离北京比较远的地方,资本主义尾巴,其他从来就没有被割干净过,整个八十年代,不少迫不急待的中国人,正是抓着这个小尾巴慢慢地走过来的。

但是到了1989年,抓着小尾巴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们遭到了“倒春寒”,这年的9月,曾因“傻子瓜子”被邓小平点名而出名的年广久,因为经济问题被捕入狱,在羁押了30个月之后,最终以流氓罪被判刑。

1992年1月,邓小平来到深圳时,年广久还在牢里,但据说有公司的职员在街头挂出横幅,“傻子欢迎邓小平到深圳视察”被邓小平看到了他说“傻子都做到深圳来了 不错”这又一次的点名为年广久带来了生机,很快他就被无罪释放回家了。

解说:75岁的年广久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中,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他一生多次坐牢,罪名从投机倒把罪到流氓罪,各式各样,而他自己认为这一切罪其实都是因为他卖东西。

年广久(傻子瓜子创始人):我父亲卖黄梨、卖水果的,挑着水果担子,没有私人企业了,叫我们自动离职,我们响应党的号召,政府的命令就下岗了,就自动离职了。回来卖水果,卖水果吧,国家又不批,那我们肯定要背着,背着那两个篮子挑,长途贩运,坐火车,往回来抓。

杨继绳(原新华设高级记者):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不断地消灭私有制,不断地消灭私有经济的过程,而改革开放是个逆过程,相反的过程,不断恢复私有经济,不断发展私有经济的过程,相反的,过去就否定,否定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解说: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两个有关农业的文件,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家庭副业和农村集贸市场也得到了认可。

年广久:三中全会,百花齐放,我说这政策好,到了1979年下半年,我要办厂,我头一个老婆讲,你老不死的,你还没搞怕,你相信共产党,我跟她说了,你错了,共产党是大家庭,不是一个人讲话算话。

解说:从1978年起,年广久在老家安徽芜湖卖起了瓜子,因为他总是给每位顾客多抓一把瓜子,大家说他是“傻子”,也许就是这多抓的一把瓜子,成就了日后著名物的“傻子瓜子”。

年广久:一天要卖十几斤,要赚几十块钱,就慢慢越做越大,越做越大。

解说:不光是年广久,浙江温州也有不少到处找寻机会的精明人,到70年代末,温州的个体工商户就超过了三千个,而全国个体工商户有几十万户左右,三中全会文件原则上允许了农村工商业的存在,但究竟允许到什么程度,文件上并没有说明。

郑元忠(温州八大王之一):当时认为包上地,包农牧副业先富起来,都是正当的。那么我们也就大胆地做,所以我们在1978年我们认为我们做低压电器,不管是柳市3块钱买过来,拿到北京卖5块钱,在我们的想法里面是两地的差价,不属于投机倒把,因为你开放了。

解说:1981年,袁芳烈以浙江省副省长的身份主政温州,刚一上任,在路边偶遇的一位普通老太太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袁芳烈(时任温州地委书记):那我就蹲下来和她聊天了,我说你一年能够收多少钱,她把手一甩,我一年收入六千块,那我问她经营,经营我织出来拿到市场卖掉,我再买点纱再卖,我什么困难没有,我谁也不找,她口口声声说共产党好,现在的领导好,允许我们搞,允许我们致富。那我就想了,这按照通常来讲这是资本主义,我就想这个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好呢。

吴小莉:政策最初开了一个小口子,对个体户和投机到倒把分子表现了宽容,那是希望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没想到他们越做越大,不仅自己干,还雇人来干,资本主义的小尾巴就这样越长越大,这与共产主义的理想相冲突,又给当政者带来了麻烦。

解说: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一场承包鱼塘的争论》广东高要县农民陈志雄承包了141亩鱼塘,夫妻俩干不过来,就只好雇人,雇请固定工5人,临时工2人。《人民日报》还开辟专栏,针对陈志雄是否具有剥削性质展开讨论,讨论持续了3个月,最后竟有了个戏剧性的结尾。有人从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算例推出结论,8个人以下就叫做请帮手,8个人以上就叫做雇工,8人以下不算剥削。

保育均(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解放初期划你是富农,还是地主,就看你雇工是8个人,超过8个人就是说剥削量超过50%,那就叫做地主,雇工在8个人以下,那叫富农。

解说:“七上八下”的标准本可以让理论家和个体户相安无事了,可是在芜湖卖瓜子的年广久严重超过了这个标准。八十年代初,年广久接手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工厂,一下子有了140名工人,当时的安徽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就派干部到芜湖去调查,写了一个调查报告上交中央。从那个时候起,邓小平就知道了傻子的事情,当时在山东视察的胡耀邦也听说了这件事。

李汉平(时任胡耀邦秘书):有多大的问题也不能抓,为什么,他说你一抓的话,这个胡耀邦同志当时考虑,你一抓的话就把新兴起来的一批民营企业家就都打下去了,因为刚开始都是提心吊胆。

解说:年广久和陈志雄并不是个案,全国都在讨论“七上八下”,还有长途贩运,借着胡耀邦下来视察的机会,山东的领导也试探着中央对个体经营者的态度。

李汉平:后来耀邦同志他当时就说,他当时讲这怎么叫投机倒把呢,长期以来我们这个流通领域就没有什么流通领域,都是连分东西的话,连买个杯子都靠发票,他说这些人不是投机倒把,他们是搞活经济,搞活流通,他们是“二郎神”不是“二道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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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不能卖大商品,还有很多禁区,比如,汉正街的个体户本身就是面向农村,以批发为主,但不能长途贩运,如果贩运就是投机倒把。在价格上,根据购货多少,确定货价高低。但当时在一些工业品上,政策上是不能随行就市来定价的,只有国营企业一口价。”

郑举选从小就住在旌德小巷,小时出天花,眼睛仅有微弱的光感,后全盲。1961年起,政策允许,他做点小生意;政策不允许,便偷偷摸摸地做。1978年初他因“投机倒把罪”被抓,在看守所呆了一年半。

他进一步阐释说,中国经济、城乡流通的活跃,很重要一条是取消了“投机倒把罪”。“那时的喇叭裤、录音机,怎么会‘哗’一下全国到处都是?那么多加工企业怎么起来的?”总理说,“就是那些搞流通的人,建立起了商品流通的全国大市场,刺激了10多亿人的巨大需求。”

除了粮食外流,另一宗商品是卷烟。“文革”中,卷烟极其紧俏,也成了“投机倒把”的重点商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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